基于主观而对他者给予认同。
这种含有对立要素的法律话语一经建立，络德睦便发展出对于这套话语的精妙解构——他最终揭示出对于中国无法状态的论断只是一种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在这一套认识论中，社会活动的不法(unlegal)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nonlegal)领域并非特别，(21)而作者认为这正是中国独有的特征。
而这些观察将会反过来在某一点上导向其他的结论。⑧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Brighton:Harvester,1982). ⑨Ruskola,supra note②,at 209 and 14,respectively.中译本第209及第14页。这种本体论将法律的认识论简化至作为法律过程主要行动者的国家和个人。延续萨义德的论说，他将东方主义理解为用以建构西方理解东方的话语，并且进一步开始研究设想中的东方主义之法律形式。这样一种更为具体的方法能够在不放弃法治理念所生发出的解放潜能的同时，而得到采用。
(16)然而，一种真正的解构主义式方法不会是去寻找新的主体，而是要去追问：有什么东西完全逃出了主体的视角？提供这样一种视角的首选理论，必然是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论。⑩相应的，此书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对于中国法的辩护。最直观地说，法律草案起草应处理好与现行法律的关系，如对于同一个事物的描述，应与现有法律一致。
(35)在这个意义上，立法是一种调整利益分配的政策制定活动。在认识到立法规划的政策性同时，却建议就将立法规划制度法定化。同时立法规划是立法过程的重要阶段，具有非正式程序性的特点。(56)对于我国的情况，后文将在讨论作为立法程序启动重要机制的立法规划编制的性质时进行详细说明。
确定将民政部门的公开募捐平台统一到民政部。很显然的，立法中的法律问题，例如学者所探讨的全国人大能否通过行使立法权修改宪法问题(59)，很难说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党的领导方式或其他政治方式解决。
⑥同前注④，陈斯喜文，第180页。(75)李雅琴：《论立法规划的性质》，《河北法学》2010年第9期，第80-84页。②第93条为审慎采取行政监督检查措施而将查询慈善组织金融账户的批准权限从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负责人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69)从对美国司法审查的批评就能看出来，批评认为法官不具有民选基础、也没有民主负责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它通过司法审查制定政策影响社会，不具有正当性基础。
法律文本，它区别于文学作品、教科书、宣言、报刊通讯文章等，应保证清晰、准确、不模糊，以确保法律的可预见性。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对于重要立法来说，美国总统甚至是唯一的动议者。⑤统一的立法技术问题，第116条将治安管理处罚与刑事责任问题统一规定。(48)同上，Sebastian M.Saiegh书，第4-5页。
(19)江辉：《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与法律的区别》，《人大研究》2012年第1期，第32页。(22)但是，从性质上来说，法律草案起草阶段的政策形成与政策意图翻译为法律文本是两个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活动。
(92)除非另行说明，条文序号为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条文序号。⑤慈善信托受托人从金融机构缩小为信托公司(第46条)。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届法律委组成人员中，其职业生涯以法律职业为主的人员比例分别为35%(7/20)、46.2%(12/26)、54.2%(13/24)、63.6%(14/22)、68.4%(13/19)。举例来说，大家讨论的法工委作为实质立法者的问题，作为多年地方人大工作者和法学博士的卢群星，基于其经验与理论分析，认为当立法工作者基于历史、现实和制度的多重理由，实质性地塑造着立法过程并进而将自己送上‘隐性立法者的神坛的时候，同时也埋下了有关正当性的诘问和挑战(63)。(41)同前注①，《彭真传》编写组书，第1300-1366页。例如，就法律草案起草这一典型的法律活动，从理论上，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被研究。但后者的正确本质上是一种合法律性，法律体系为法律问题解决方案的正确与否提前设定了一种标准。(84)1998年英国人权法制定后，其第19条要求提出法案的部长在议会两院二读前应提交法案是否符合人权要求的报告。
与INS v.Chadha 一案类似的问题在我国亦存在，即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性质与效力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3月8日至7月1日三个多月内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从起草到通过的制定过程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到立法的这种政策决策属性。
部分地方人大制定立法规划向公众征集项目就是这样一个努力与尝试。(83)同前注(73)，刘松山文，第86-93页。
(75)学者梳理总结的观点还有，实践认为立法规划具有立法准备的性质，还有理论认为立法规划具有管理或者计划的性质。(32)二是维护法律自身的价值体系，具体如，确保法律的合宪性、法律体系中被广泛接受与维持的基本原则(如法不溯及既往等)不被破坏。
但在立法规划是立法预测这个问题上具有共识。④纯粹的文字修改，包括第16条将高级管理人员修改为负责人，第36条可捐赠的财产增加列举房屋。⑤慈善组织的年度支出与管理费用标准问题(第60条)。(45)在公共政策学领域，议程设定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立一环已被普遍认识。
(47)Sebastian M.Saiegh,RULING BY STATUTE:How UNCERTAINTY AND VOTE BUYING SHAPE LAWMAK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at 4-6。并提出了建立立法之友(类似于立法者助理)制度以解决以法工委为主的立法工作者作为隐性立法者的问题。
(62)有学者提出部门起草法律草案与部门主导立法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并主张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起草法律案的机制可能缺乏对部门的尊重。(38)要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通过对法工委是实质立法者、立法规划的性质、立法中的合宪性控制的具体分析，发现这种二分框架有利于在理论与实践上更精细与准确地探讨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问题。(34)William J.Novak,Making the Modern American Legislative State,in Jeffery A.Jenkins and Eric M.Patashnik,LIVING LEGISLATION:DURABILITY,CHANGE,POLITICS OF AMERICAN LAWMAKING,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at 20. (35)乔晓阳：《把提高立法质量作为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重点》，《中国人大》2013年第12期，第20页。
(86)Mikael Hiden,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The Finish System of Advance Control of Legislation,17 Scandinavian Stud.L.95(1973). (87)钟国允：《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合宪牲审查程序》，《清华法学》(第七辑)，第68页。但需要注意的是，张欣认为立法规划应作为立法议程创建的制度平台(第277页)，并且她同时认为立法议程创建可适用政策议程设定理论(第48-51页)，实际上她对于立法规划制度的完善建议也落脚于立法议程创建应由多主体参与博弈(第275-282页)。(39)实现政治决策与立法决策协调同步，注重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改革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规则。而政策问题则是指那些与政策有关的问题。
三、立法中的政策问题 (一)立法的本质是一种调整利益的政策制定 立法并不是一个法律起草机构的静态文本输出，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第二，立法过程中法律问题的处理维护了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与特有的法治价值。
(81)同前注(70)，John W.Kingdon书，第169-170页。(79)李雅琴：《立法规划研究：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立法规划为研究对象》，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立法学博士论文，第188-192页。
(63)卢群星：《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85页。(8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